日本戰犯侵華罪行筆供（之七）重要罪行有：1941年5月10日，在湖北省荊門縣南橋鋪西北方約30公里處，“侵入民宅，對1名中國人民強制要鍋的時候，正有2小隊長田中中尉走過來問‘乾什麼’，我告訴他說‘中國人民說鍋早就被日本軍掠奪去了’，田中說，‘他不聽話把他殺了’”，“致使田中將該人擊斃”。1942年5月下旬，於湖北鐘祥縣郭劉灣，“將該村中國人民房屋10棟（30間）放火全部予以焚毀。”又“將該村居住的中國農民1名，加以逮捕（40歲左右，男），以新四軍戰士的嫌疑者為藉口，我命令部下分隊長中田伍長，進行灌水刑訊後，我將他砍殺”。1943年2月－3月，在湖北省當陽縣仙人砦尹家西側，“放射小赤筒及中赤筒（都是噴嚏性瓦斯，放射量不詳），使抗日軍陷入混亂後，用步槍、炮射擊而挫折了正義的反擊，整個期間屠殺了200名戰士”。1943年4月上旬，在湖北省宜昌縣天寶山，“有侵占該地的8中隊所逮捕該地居住的中國農民3名（都是25歲左右），我用手槍打死2名，另1名指使同時撤退來的7中隊岩左見習士官用手槍打死”，“嗣後又有7中隊逮捕來的2名抗日軍戰士及居住於該地的中國農民8名，我命令同來的7中隊4名士兵，‘太累贅了，將他們殺掉吧’，交給了2大隊配屬工兵中隊，將他們手腳綁起來扔入掩體壕內一起將他們炸死”。1943年4月下旬，在湖北省當陽縣窯嶺包，“對在該地大腿部受傷卧倒在地上而痛苦著的抗日軍戰士1名（25歲左右）進行了刑訊後，命令部下梅崎次郎上等兵用步槍向頭部射擊予以擊斃”。1943年10月下旬，在湖北省當陽縣，“以熊家坡村及該地東側高崗作為目標，我投射了50顆中赤筒（噴嚏性瓦斯)”，“使該村約20棟的住戶百名以上的中國人民被害”。1943年11月中旬，在湖北省枝江縣，“逮捕了1名抗日軍輜重連戰士（25歲左右，所屬13師或18師），將被害者手足綁上，身上背著迫擊炮彈匣一箱沒有動，就那樣的踢入小河內淹死了。”1943年11月中旬，在“湖北省松滋縣米積臺南方約5公里的某村”，“刑訊了住於該地的中國農民1名（40歲），因灌水刑訊將他灌死”。1943年12月中旬，在湖北省枝江縣仁和坪，“捕來在該地居住的中國農民1名（40歲左右），我先用10公寸粗的方木插入腳和腿的中間，以使其跪著的方法進行了刑訊，後更用扁擔向腿及腳毆打的方法進行刑訊，因膝蓋關節脫節、大腿骨打斷而致死”。1943年12月23日夜間，在湖北省松滋縣，“放火燒毀中國人民房屋共計20棟（60間）。”1944年3月，在湖北省當陽縣，對“逮捕送來的抗日軍情報員嫌疑者1名（40歲左右）”，“命部下浜田康男兵長用上大掛的方法進行刑訊，他兩臂第一關節的皮膚破裂後下垂”，“從禁閉室把他拖出來，經軍醫近藤大尉檢查的結果，他說‘治晚啦’，我說‘太麻煩啦，你把他殺了吧’，而委托給他。於是近藤用註射器向肘關節內側靜脈打了兩次（註射器是百西西）空氣將他殺害。”1944年4月，在湖北省當陽縣熊家坡，“在聯隊長命令之下，將在第一線盤踞的各大隊逮捕押來後監禁中的抗日軍戰士5名（20歲乃至25歲左右，所屬37師及132師）和抗日軍情報員2名（30歲左右）作為4中隊訓練新兵刺殺的活靶，將活人刺殺了。我在這一屠殺中，親自砍死1名抗日軍情報員”。1944年9月，在湖北省當陽飛機場西北角，砍殺監禁中的抗日軍情報員，“我用刀將該被害者1名（25歲左右）砍殺了”。1945年9月10日，在吉林省四平，“日本帝國主義戰敗後，在蘇軍管理下，由四平出發向蘇聯去的時候”，“指揮用卡車裝運行李中，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奮起的當地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正義的反抗，予以還擊，我命令士兵用棍棒打死了2名中國人民”。中央檔案館提供 （原標題：用抗日軍人做訓練新兵刺殺活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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